邓小平时代

阅读《邓小平时代》后的简要笔记

简介

邓公是一位三起三落仍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勇士。由于曾经在法国生活过一定时间，因此他对国外的发达念念不忘，也促使他一定要实行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进而改进了中国。

他非常坚定，而且善于学习。在早期广西带领农民起义失败后，他来到井冈山发现老毛（农民运动做的风生水起，而邓在广西一再失败）非常厉害，从此成了毛的坚定拥护者，并在毛被打倒时，邓也成为毛二被打倒（三起三落中的第一落）。但也是这一点让毛从未下死手，知道他是忠于自己的。

在大跃进期间，他是非常信任毛的，也是忠实的执行者。因此他后来说：大跃进不只是毛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这些高层都是要担责的。但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是不参与的。他非常坚定（不是坚强），不认可的坚决不执行，因此才有了第三落（第二落是牵连为刘少奇第二被打倒、第三落是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被毛担心为文化大革命翻案搞倒）。

他极力推崇对外开放，但对于国家安全也非常强势，在对越反击战、收复港澳以及之后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中都表现出极其强硬（除了胡温，其他领导人对于台湾都是强势要收回，包括江，在96年台海危机中出了间谍，不然也动手了）。虽然台湾问题未能解决，但以此换来美国对中国的开放也是非常不易的。

89事件

整的来说，邓的唯一槽点应该就是89事件。89事件的导火线是胡耀邦之死导致大范围的同情，但本质问题是邓小平和赵紫阳在 1988 年放任通货膨胀加剧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群众感到愤怒和焦虑。还有人批评高层官员滥用权力和特权，恐吓群众，毫无必要地严密监控个人生活，让自己的亲友大发不义之财。有些保守派谴责市场改革走得太快，从而助长贪婪，导致了官场腐败。此外，也有保守派与改革派的高层竞争（或者说是陈云与邓的分歧）、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巧合（导致大批记者留在北京对外报道64而不是中苏恢复关系）等一系列因素。

邓从未怀疑过自己执行89戒严的后悔，他认为是必须的。而且死亡人数也被大规模放大了。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 300 人到 2,600 人之间，有数千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有上万人死亡，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 11 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 478 人死亡，920 人受伤。[2156]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些医院纪录的数位，因为一些家庭担心伤者或家人受到长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疗，或通过非常规渠道处理了死者的尸体。这比越战或其他叛乱（李鹏是这么定性的），死亡人数是非常少了。

89事件中，有不少军队人员受伤或死亡，因为当时从没出现过军队平叛游行队伍的情况，尤其是文革中毛是支持大家游行示威的（认为多数命令少数，游行人多说明对），所以第一次戒严失败（军区司令拒绝执行，以及群众堵路等），但第二次明显强硬（直接对堵路群众开枪）才成功清场。

传记评价：1989 年 6 月 4 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2159] 例如，1947 年 2 月 28 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 1980 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 1989 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即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扞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学生。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 20 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为发生更大抗议的可能危险而紧绷着神经，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 2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 1989 年时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都得到了更多的国际信息和观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继续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

评价

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起强有而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作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